我和郭丽英从仙桃市采访难属回到武汉后，接着要从武汉坐大巴去湖北咸宁市通山县看望住在那里的难属金亚喜，她的儿子程仁兴遇难于六四大屠杀中。
程仁兴，男，遇难年龄25岁，武汉华中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毕业，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87级双学位毕业生。1989年6月4日凌晨于天安门广场国旗旗杆下腹部中弹，送北京人民医院，因未能及时抢救，流血过多死亡。这是我们所知第一位死于天安门广场的死难者。
对于他的母亲金亚喜女士，我们手里只有一张她与子女站在一起的照片；照片年代已久，模糊不清。我们历年都是通过她的长子程先任联系；她的长子几年前因患癌症去世后，其妻子夏细亚和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金亚喜是一位常年居住在深山里、足不出户、已过耄耋之年的老人，今年86岁。她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共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丈夫与长子病逝，次子遇难，最小的儿子背井离乡全家在外面打工。鉴于此，我们把她列为特困户来对待。她的亲属一直不希望有人去看望她，怕勾起她对二儿子被打死的往事，让她伤心。二十多年了，只要有人提起二儿子的名字，她就会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伤心好几天才能过去。
因此，在北京的难属决定去看望外地难属之时，我就给他在南京工作的长子程先任的儿子发了短信，告诉他，我们近期将会到山里老家去看望一下他的奶奶，希望他们不要反对，我们也是要把老人家的影像留下来，做为历史见证。
他随即和他的母亲夏细亚联系，让他的母亲事先先回老家一趟，预先和他的奶奶做一番工作，让他的奶奶对于我们的到来有心理准备，不会太伤心。不过，他嘱咐我们千万不要在他奶奶面前提起他二叔的女朋友之事，这是他奶奶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心结。我虽然不知就里，也不便细问，答应了他。我们会有分寸，不会让他的奶奶太过于伤心，也绝不会在他奶奶面前提起他二叔的女朋友。
从武汉到通山坐大巴要开三个多小时，它位于武汉的东南方向，离开武汉一个小时左右就开始进入山区，沿着省道在林区里穿行。通山县隶属湖北咸宁市，到通山必先经过咸宁。通山县境内有幕阜山脉，那里重峦叠嶂，主峰海拔1600多米，是鄂东南第一高峰，形成整个县域南北高、东西低、中部多河谷盆地。全县山地占总面积的78.6%，属于中低山丘陵区。到了县城，可以看到隐在远处的山影；小城不大，街上来往的行人不多，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小城。
在武汉我们预先和夏细亚通过电话，当我们到达县城时，她已经在长途汽车站等着我们了。她的个子不高，身穿一件深绿色的皮外套，皮肤黝黑，是一个很能干、也很能吃苦的女人，金亚喜的儿、孙辈中只有她一个人留在家中，家中一切的大小细事都由她一人打理。
我们把行李放在住宿的地方，下午，她替我们包了一辆小面包车，来回价格120元钱，带着我们往山里老家开去。由县城出发开一个多小时，这条公路是在县的中部，周边没有山，开到镇口不进镇，沿着镇旁的一条不大的小路往山里开。进山的路大多路段只能允许一辆车通过，如果有迎面开过来的车就需要找开阔的地方错车，好在山区来往的车不多，我们进去还没有遇到需要错车的情况发生。
这里的山不高，多山石，山上的覆盖土不厚，再加上每年雨水并不充沛，看不见成片高大而茂密的树林，山上只种有零散的松树，满山长的是有一米多高细长的草，十一月份，草已经变黄，看来这里的山区是很贫瘠的。
车绕着半山腰蜿蜒，绕过一座又一座山，好像总望不到尽头，山中也没有居住的人家，只有我们的车在前行。路上，夏细亚告诉我们，她回家如果遇不到顺道的车进山，就需要走回去，路上要走近三个小时才能到，有时天黑了，她还在路上走。从小在这里长大，习惯了走夜路，心中没有恐惧的感觉；山中没有太大的野兽，听说有野猪，不过她从没有遇到过。
她说，她的婆婆其实是她的姨妈，母亲和婆婆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两姐妹，小时候她不知道婆婆和母亲不是亲生的姐妹，长大后才从别人那里了解到。她的娘家在镇上，她的母亲硬要为她攀这门亲事，嘱咐她对待婆婆要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才行。由于自己的丈夫过早去世，让她独自承担家中所有的事情，免不了心中生出埋怨母亲当年为她做主的亲事。
车在山中约开行了30多分钟，开始下山，眼前是另一番天地。一条公路横在我们面前，这条公路是从江西方向过来的，不知通往何处，旁边是农家的田地。公路的右侧是一个挺大的村庄，整个村落依山而建，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处远离人世、生生息息自然循环的清净之地。顺着山脚往上开，停在一块水泥铺成的空场上，空场应该是这个山村的中心地带，空场的旁边有一个不大的池塘，还有村中的小卖部也在空场的周围。
夏细亚带着我们穿过一条巷道往下走，她指着不远处路旁一处农舍，有一位老妇人坐在椅子上，正在从箩筐里拿着什么在剥，对我们说那就是她的婆婆。走至近处，夏细亚把我们介绍给她的婆婆，老人站起身来，让我们坐。老人虽已是高龄，看起来还很健朗。她穿一件白色的秋衣外罩一件黑色带有花纹的马甲，下身是一条黑色的裤子，干净利索。屋子的对面也是一个不大的池塘，这应该是一个种莲藕的荷塘，因是秋天，荷塘里满是莲藕的残枝败叶，有几只水鸭在水中嬉戏着。
老宅的门匾上写着“道学名家”四个字，走进老宅，依大门口左右各建有一间房。右侧的房子还在，左侧的房子已不存在，残垣断壁，地上长满了草。这一处的房基地归金亚喜的丈夫，名义上属于金亚喜的长子所有。再往里走是一处挺大的天井，天井的后面是一座两层楼，楼下是过道，通向老宅的后院，过道两旁都建有房子。整个老宅很大，虽破败不堪，但可以依稀想象当年建成时的气派，程家在过去应是这个山村的望族。
靠着左侧老宅的外墙，另建了一个小屋，这个小屋是长子程先任在老家的房子，也是目前金亚喜独居的小屋，她的起居生活都在这里。金亚喜的丈夫叫程细建，夫妇俩共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三个儿子现在只剩下一个；两个女儿嫁在外乡，生活还好，也会经常来看她。
我们请她们两人坐下来，谈谈1989年六四大屠杀程仁兴一个人民大学应届毕业的研究生遭到枪击死亡后，对他们家带来的痛苦和灾难。
“她不知道北京的情况，也不知道怎么说。1989年6月19号或是20号，我和我妈都在山上干活，家里接到学校的电报，得到这个消息让我们全家陷入悲痛之中，我的公公婆婆知道后哭得死去活来。过了几天，我的公公、丈夫、弟弟、姐姐、姐夫、妹妹、妹夫几个人去的学校，我留在家里陪我婆婆。在北京处理后事的情况我也不清楚，尸体在北京火化后便带回来，葬在后山上。
“公公回来后，整天喝闷酒，每天像精神病一样坐在门口叫，叫着程仁兴的名字说他回来了，其实他不可能再回来了。只是他心里想他，后来，他喝酒喝死了。别人不能在我婆婆面前提起我二弟的事，一提起她就会哭。
“当年，我们整个县就他一个人在北京读书，这样一个人才被打死了多可惜。”
“你们是靠什么供他读书的。”
“我的妈啊，那可怜死了。我公公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很勤劳：家里养老母猪，下了小猪，把小猪卖掉；我公公还养鸭子；种了红薯和水稻，收成以后赶紧去卖掉；我公公种蔬菜，自己从来都舍不得吃，也是卖掉，这样子供他读书。”
“确实不容易。这次我们来，走了那么多的山路，可见他当年求学的道路有多艰难。程仁兴小学在什么地方读的？”
“小学就在村子里读的，中学是在县城里。那边有一间房子是他的房子，里面还有他的照片和读书时的书，你们可以去看看。
“每次他回家，村里的人都会到我家问候他，觉得我们家里出了一个大学生很了不起，嘘寒问暖的。1989年时知道他在北京被打死，村里人说他是反革命，很长时间也不怎么理我们，我婆婆很紧张，不敢随便说话。”
“村子里把他当做反革命，这是很不像话的，这也是没有办法，当地的老百姓不了解情况。没有关系，有什么尽管说。”
“不能说，说了就气，三个儿子没有了两个，村里有很多闲言碎语。我弟弟、姐姐和妹妹对我婆婆很好，姐姐的两个女儿读大学工作了；妹妹一个儿子在外打工，一个儿子读大学工作后出国了；我们家的兄弟两个，我儿子读的是音乐学校，我弟弟的儿子读到中学，不想读书了，我家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你们有什么想法，奶奶说说。”
金亚喜抽泣着对她的儿媳讲着什么，虽然我听不懂，但是我知道，对于二儿子的死，她的心里很痛苦。
“她说她不会讲，也不知道将来国家会发生什么变化，不好说。我和她讲，你都那么大年龄说什么没有关系啦。”
“其实我们也不应该来打搅奶奶的生活。但是，明年就是六四大屠杀二十五周年了，希望奶奶能够说说，自己的儿子给打死了，心里多难受啊！他是一个好孩子，绝对不是什么反革命，我们应该要国家给我们一个答复——我的儿子怎么啦，他是上大学，又没有犯罪，就这么给打死了。让奶奶好好地活着，她自己应该为自己讨一个公道嘛。”
“我的儿子被打死了，我很不甘心啊！”
听到我和她的儿媳妇的谈话，她哭了起来。做为一个在深山里生活、一辈子没有走出大山的老人家来说，儿子被打死是她心中最大的痛苦，“不甘心”三个字多么的沉重！此时，我真想能够看到中国执政党、中国政府的那些脑满肠肥的官员们站在这位老人家面前，看看这位失去儿子的母亲的悲痛——是你们权利的贪婪、权力的无限膨胀，亲手断送了这位母亲享受儿孙满堂、颐享天年的幸福；能够看到你们为当年对中国公民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向这位母亲道歉，给她一个公道！
郭丽英上前将她扶了起来，安慰她。等她心情平息之后，她和儿媳带着我们穿过来时停车的空场，走过小池塘，沿着另一条巷道来到夫妻俩为程仁兴和小儿子盖的房子门前。房子是砖砌的，中间是堂屋，两边各有一间住屋，一间是小儿子的，一间是程仁兴的。程仁兴房子里空荡荡的，里面只放着一个旧柜子和一张不大的桌子。金亚喜从柜子里拿出家里保存的唯一一张程仁兴身穿西服的照片，还有其它在中小学读书的课本。
看着这间屋子，看着眼前的母亲，浮想联翩；可以想见，程仁兴的父母为了供他读书，为了三个儿子能够娶妻生子付出的艰辛、劳苦的代价是无法形容的。这让我想起罗中立的油画《父亲》：黝黑的脸庞，满脸的皱纹，淳朴而慈祥的表情——此意境再贴切不过地表达了当年这对农家夫妇对孩子的爱。如今，屋在人已去，留给母亲的是无尽的思念。
我们陪着金亚喜回到她居住的地方，夏细亚带着我们往后山程仁兴的墓地走去。路过两块不大的菜地，来到一条可以上山的小路前往山上走，半山腰的土坡上立着几块不大的碑，程仁兴的墓碑就在这里。墓的形状已经看不出来了，只有几块砖头算是墓围，碑上刻满了字，时间久远，字迹有些模糊。
夏细亚告诉我们：程仁兴有一个未婚妻，是他导师的孙女，导师看上他的才华，决定把他的孙女嫁给他。两人商量等他毕业后准备结婚，没承想，已经毕业分配到广州、还没有离开学校的他，被罪恶的子弹夺走了生命。他的未婚妻已经怀孕，骨灰安葬时，她也在场，碑上刻着：“妻京都交通大学仕甘氏朝晖”。她离开后再也没有来过，不知道她有没有把孩子生下来，如果孩子在世的话也已经24岁了。这成了老人心中的一块心病，时不时总是唠叨，她记挂着
她的二儿子英年早逝，没有子嗣。希望有人能找到她，打听一下孩子的事情，如果孩子在世，她希望孩子能够认祖归宗；只是，人海茫茫，无处去寻找。我这才理解了为什么不能在老人家面前提起程仁兴未婚妻一事的原由了。
程仁兴在1989年春节时回家过年，他对嫂子夏细亚说：“这几年，我在外面上学，给父母、哥哥嫂嫂、弟弟妹妹们增加了很多负担，让你们的日子不好过。再有半年时间，我就毕业了，毕业后，我会孝敬父母，让你们大家不要再为我的事操劳了，你们也可以放下心来休息休息。”想到这里，夏细亚心里就很难过，没有想到他的这番话竟成了临别终语。
安息吧，程仁兴！你带着遗憾离开这冰凉的世界，你已不能为你的父母尽孝，我们所有在六四大屠杀中失去亲人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会带着爱关注着你的母亲。我们会和你的母亲一起替你讨回公道，你的生命不会就这样无声息地逝去。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0期 2014年5月2日—5月15日）